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东南角，也就是红日初照金刚宝座的方向，矗立着一通由巨大赑屃奋力驮起的汉白玉石碑。一眼望去，威猛壮观，令人震撼！碑的高度，略低于金刚宝座之上释迦摩尼的“佛足石”，在大日如来的天眼之下，该碑安然沉静、精美华贵。这座巨碑，就是御制广宁门外石道碑，立于雍正九年（年）七月一日，记载着当年修铺广宁门外至小井村石道之事。
若把金刚宝座西南方向的元代石虎，看做是馆内的萌宠，那么广外石道碑就应比做蓄势待发、善腾云驾雾的白龙马了。哥俩一高一低、一左一右、一龙一虎，拱卫在心珠朗莹殿遗址两侧，充当着五方佛的“身前护法”。
该碑坐东朝西，处于馆内综合碑刻区两排碑刻的东排中部，左前方是碑型奇特的宗人府颁恩碑，右后方是乾隆御笔《幸翰林院赐大学士及翰林等宴》诗碑及罩亭；同排左边遥牵国家一级文物、乾隆普胜寺重修碑，右边顾盼顺治八年立普胜寺创建碑，单看该排这三通石碑，呈两侧卧碑低、中间竖碑高的二郎担山之势。纵观各碑刻区，雍正御制广外石道碑，环视馆内通各类石碑，高擎碧空、笑傲群雄，尽显康乾盛世的大气磅礴。
在馆内展陈的各类寺庙、祠墓碑中，包括后罩楼东厅“黑舍里氏圹志”小碑和“雷孙秀英静宜女士墓碑”等两通方尖碑在内，广外石道碑具有规制、时代、个性等诸多石刻艺术之美，且体量最大、等级最高、海墁最早，突出展示了清代碑刻制品的鲜明特点。
从数据看，除碑型奇特的宗人府颁恩碑、形制特殊的普胜寺双卧碑，难与螭首龟趺制的竖碑比较外，无论从高度、宽度还是厚度上，广外石道碑都是馆内碑中之最。记得第一次参观五塔寺时，就感觉广外石道碑最高，但后来被告之“隆福寺双碑最高”，心里始终半信半疑。在徐家琨老师的启发下，那天带着盒尺亲手测量了馆内五通大碑，即广外石道碑、隆福寺双碑、傅恒宗祠碑、纳兰性德家庙碑、勒保夫妇双碑，惊喜地发现，广外石道碑最高，证明“感觉”有时是正确的。在五通大碑中，高度能与广外石道碑有一拼的只有隆福寺双碑，数字如下,首身高厘米、龟趺高厘米，碑首碑身加龟趺通高厘米，隆福寺双碑没有“下承海墁”既常说的“水盘”；而广外石道碑“下承海墁”，从石材和雕工上看，该碑的海墁石显然是原配，理应算入石碑的高度，这样广外石道碑，首身高厘米、龟趺高厘米、海墁石高50厘米，碑首碑身、龟趺加海墁石通高厘米，比隆福寺双碑高出32厘米，是馆内名符其实的“大长腿”！再看碑身宽度，各大碑顺序是，勒保夫妇双碑宽厘米，纳兰性德家庙碑宽厘米，傅恒宗祠碑宽厘米，隆福寺双碑宽厘米，而广外石道碑宽达厘米，雄踞馆内诸多竖碑中宽度之首。从碑身厚度看，各大碑顺序是，隆福寺双碑厚50厘米，勒保夫妇双碑厚55厘米，傅恒宗祠碑厚59厘米，纳兰性德家庙碑厚61厘米，而广外石道碑厚达64厘米，是馆内诸多竖碑中厚度之冠。经过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广外石道碑无论高度、宽度还是厚度，都占了馆内诸碑之最，因而体量最大。据介绍，广外石道碑重达60吨，相当于铁路一节货车的载重量，目前尚没有看到馆内其它大碑的重量数据，应是远不及该碑。可以说，广外石道碑无愧于馆内众碑的“南波万”！
当年，雍正皇帝先后在朝阳门至八里庄、广宁门至小井村，修铺了两条高等级道路，即条石板道，并建亭立碑。年5月，雍正御制朝阳门外石道碑和附近的八里桥一起，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比较这两通石道碑的情况，清明节前，专程去了一趟通州八里庄，测量了位于原址碑亭中的朝外石道碑，具体尺寸是，碑首身高厘米、宽厘米、厚64厘米，龟趺高厘米，该碑下承海墁，石长厘米、宽厘米，被水泥混凝土埋去大半，无法测量海墁石的高度。结论如下：两碑同样是雍正御制碑，但广外石道碑立于雍正九年(年)七月，晚于朝外石道碑一年零两个月；广外石道碑材质是汉白玉，朝外石道碑是艾叶青，视觉感受差异较大；除去海墁石，两碑首身高度、厚度相同，但广外石道碑宽达厘米，比朝外石道碑宽出15厘米；广外石道碑龟趺高达厘米，比朝外石道碑龟趺高出18厘米，无疑广外石道碑比朝外石道碑高大。
在馆内各类碑中，广外石道碑属于“御制”碑，等级最高。御制碑，大多是皇帝撰文或书丹的石碑。但也有一些例外，如“网红”傅恒宗祠碑，碑额虽篆“敕建”，但据说碑文是乾隆皇帝亲撰，似乎应该算是“御制”碑。这里存一个小问题就教于方家，即“御制碑与敕建碑有哪些基本特征和区别？”
但不管怎么说，“御制”碑无疑是等级最高的石碑。目前，石刻馆共展陈了16通御制碑（后附御制碑名单），其中明朝3通、清朝13通，乾隆御制碑最多，有6通。而雍正御制碑馆内共有3通，即隆福寺重修碑、重修拈花寺碑和广外石道碑。本文要说的广外石道碑，精美程度仅次于傅恒宗祠碑，但在雍正3通御制碑中是最精美的。
该碑雕琢精巧、刀法细腻、线条流畅、形态生动，有诸多看点：首先是环绕的群龙，且均为五爪龙，碑顶螭龙盘踞、龙爪戏珠；碑侧各有一条深浮雕腾龙；碑中四周边框浅浮雕祥云龙纹，上下边框施龙纹三条，左右边框各施升龙五条，而傅恒宗祠碑左右边框只能施升龙四条。其次是精美的龟趺，该碑是标准的龙头龟趺，而非宋代《营造法式》中的“鳌座”，龟趺由鳌头向龙头渐变，据说源于明孝宗朱佑樘曾问过礼部尚书李东阳“朕闻龙生九子，九子各是何等名目？”李东阳一时不能回答，退朝后，查找相关典籍，拉出了龙生“九子”的清单，其中碑下龟趺定名“赑屃”或“霸下”。广外石道碑的龟趺，虽然嘴的左下唇、右耳等部有残，但仍挺胸昂头，四足伏地似蓄势待发，显得神态刚劲有力；龟趺卧于椭圆形座上，下承方形宽大的海墁石，有“方圆”的视觉感受，椭圆形龟趺座上雕有海水文饰，座下方形海墁石的四角雕海水四兽，整个龟趺驮着螭龙碑似在劈波斩浪。再有，就是比较少见的雍正皇帝的字迹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变化的情绪。这些都体现了清代高等级碑刻制品的鲜明特点。
在馆内现展陈的各类碑中，“下承海墁”的石碑共7通，都是清代的，没有明代及以前的。这7通碑，包括雍正九年（）御制广宁门外石道碑、乾隆九年（）御制普胜寺重修碑、乾隆十四年（）敕建傅恒宗祠碑、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重修正觉寺碑（东侧）、乾隆三十八年（）杨廷璋赐谥碑、嘉庆十四年（）勒保夫妇诰封碑、嘉庆二十四年（）勒保夫妇赐谥碑。可见，雍正广外石道碑的“下承海墁”，占了个馆内时间最早。所谓“海墁”，本是水利工程术语，是指用砖、石材料铺墁成一平整表面的做法，后来衍化为皇家标准，被套用到石碑底座上，也就是在石碑龟趺之下，再铺设一层特制的高于地面的石质浮雕平台。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馆内有些志愿者的共同问题，即石碑“下承海墁”既“水盘”的做法始于何时？经过石刻群里部分老师的私下交流探索，虽然没有定论，但多少有了些线索和模糊认识，写在这里表示对指点迷津的感谢，也算是抛砖引玉、就教方家。其中，王春雷老师说，宋代《营造法式》对碑的等级与样式有表述，碑身与鳌座的做法已经成熟了，包括下铺海墁砖的做法，徐广源老师大约在80年代拍过蓟县*花山王爷陵的照片，石碑下边有十几层青砖承托石碑，但用厚石做成方形的海墁的做法起于何时，还说不准。熊炜老师说，从手头照片看，明十三陵神道碑有水盘，但从材质和做法看，怀疑是清代后加的，原装的水盘一般是做衬底，龟趺落在上面，长陵这个用了三块小料，似乎是后拼装上去的，轮廓也不圆滑。太庙研究室主任贾福林老师认为，清代修过明十三陵，有可能后补上海墁石。首图的石小满老师说，清东陵孝陵的圣德神功碑有海墁石，是康熙给顺治建的。黑龙老师提示，碑刻在康熙时期还是比较素的，雍正开始装饰繁杂，乾隆达到了高潮……在交流探讨中，许多老师还提供了图片资料，有的老师还专门、专业地标注了照片上的重点细节。目前，能够证实的龟趺之下用精美石雕“海墁”的做法，最早应在康熙年间，也仅存于皇家陵寝碑刻，实证见到了清东陵孝陵的圣德神功碑，随后兴盛于雍正时期，不仅见诸于皇家陵寝，而且见诸于“御制”工程，最后鼎并盛常见于乾隆时期。广外石道碑，能够成为馆内最早的“下承海墁”，无疑是追求奢华且有条件追求奢华的雍正时期的典型作品。
综上所述，广外石道碑，是馆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海墁最早的帅美之碑，具有规制、时代、个性等诸多石刻艺术之美，集中展示了清代碑刻制品的鲜明特点。
那么，广外石道碑都记载了哪些内容？碑文共10行、字，汉满两种文字记述，大致表达了四层意思：第一层，引经据典，从“周礼”说起，讲述“修利堤防、开通道路”既是“地官小司徒”“秋官”“司空”等官员的职责所在，也是“古先圣王经国理民之方”，为修铺广外石道找到了先例；第二层，讲了这条道路的地位及现状，文中提到“我国家幅员广大”“京师为四方会归、万国朝宗之地”“广宁门其必由之路”，可见这条路地位的重要，而现状是“轮蹄所践，岁月滋久，渐至深洼”，若赶上大雨“潦水停注，则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因此“朕甚悯之”，也就是说这条路重要而又残破，是此次修铺的两个直接原因；第三层，讲了工程的规模、做法、费用、责任部门等内容，即命“奉宸苑”也就是内务府下，专门管理园囿、河道的机构，“相度修治”，该工程“自广宁门至小井村，长一千五百丈”“广二丈”，工程做法是“填洼为高，砌以巨石”，石块规格是长3尺、宽1.5尺、厚0.8尺，工程费用由“户部”出“帑金八万两”，平均一尺道路用银5两3，据说当时的1两银子合现在的人民币元，也就是说每修一尺道路约合2.1万元；第四层，写的是工程竣工后，负责该工程的大臣奏请雍正皇帝，撰文立碑记录下这一盛况，从碑文可以看出，雍正首先自我表白了一番“朕宵衣旰食，勤求治理，凡可以济人利物者，惟恐智虑之未周，而施行之不力”，随后表达了能够让“仕宦商旅，车马往来，胥游于荡平正直之路，朕心慰焉”，于是“爰濡笔以纪之”，似乎看到了雍正润泽了的御笔，欣然写下此碑文的样子。最后，雍正还借喻“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来肯定这条石道，平坦得像磨刀石、笔直得如射出的箭，可见当时的雍正是非常高兴、洋洋自得的。
这里补充说明，北京的外城西门，自明代嘉靖年间建成起就叫广宁门。清代，为避讳道光皇帝旻宁的“宁”字，改“广宁门”为“广安门”。雍正皇帝修铺广外石道后，在小井村石道的北边，建立了御碑亭，南向背北竖起了这通广外石道碑，现碑亭已毁、碑藏石刻馆内。
从这通高大的“广宁门外石道碑”，还可以联系到北京的山形水系即地理特点。雍正所说“广宁门其必由之路”，非是人为、实乃天力。29年后，乾隆在《御制重修广宁门石道碑文》中解释到“广宁门在京城西南隅”“然天下十八省所隶以朝觐、谒选、计偕、工贾来者，莫不遵路于兹”“率由缘边腹地会涿郡、渡卢沟而来，则是门为中外孔道，尤不与他等。”在首都博物馆前广场的东北角，有一通汉白玉方形石碑，刻有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文章的主旨是说，国家的安危昌盛决定于仁德而不在于国都的地势是否险要，但两篇文章都对北京的天象、地势赞誉有佳，甚至说“王畿乃四方之本，居重驭轻，当以形势为要。则伊古以来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
那么，北京的天象、地势是啥样呢？
首先，乾隆说北京“上应帝车曰开阳”。帝车，即北斗七星。开阳是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的名字，在斗柄三颗星的中间位置。《史记·天官书》记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将北斗七星比作天帝巡视四方的天车，同时描述了北斗七星在确定历法、祭祀占卜、制定法度等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乾隆的意思是说，北京上方正对着开阳星的位置，因此具有作为帝都的吉兆。
其次，乾隆说北京“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通俗地说，就是北京西靠太行山脉，东面直通大海，南边有*河、济水，北面有居庸关，是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道路的交通要冲，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地势交汇点、天然分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据地理学家讲，北京的西、北和东北虽然山脉相连、群山环绕，但这不是同一条山脉，因为北京的西部叫西山，是太行山的余脉；北部叫*都山，是燕山山脉。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被称之为“北京弯”。在造山运动中，北部的燕山远远早于西部的太行山，虽然两山相连，但在南口关沟一带，可以明显看出山脉的走势不同；燕山山脉稳定后，华北平原沉降，太行山才隆起，所以太行山具有东部陡峭、西部平缓的特点。在太行山北京段冲出一条大河，即北京的第一大河永定河，几十万年间，永定河从三家店出山，带着大量泥沙像巨龙一样在“北京弯”咆哮，几经改道、沧海桑田，造就了雄踞在华北大平原北端的北京小平原。几千年来，仕宦商旅、车马往来，都是沿太行山东麓行走，从永定河水势较缓的卢沟桥经过。据说，秦始皇东巡碣石，曹操北征乌桓，隋炀帝、唐太宗进兵高丽……都是走得这条路，可见，从广宁门到卢沟桥，自古就是“必由之路”。
唐代诗人骆宾王曾有诗“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那么，让仕宦商旅从哪里开始就能看到大清皇居之壮，怎么展示帝国皇威呢？冒昧揣测，从过了精美的金代卢沟大石桥，在小井村看到御碑亭、走上坚实平坦的石条路开始吧，这大概是雍正修铺广宁门外石道这一高等级公路的深层次和心理原因吧，呵呵。
（注：文中各碑数据除高度外，多为此前盒尺测量，难免有误，应以馆内公布的数据为准。）
附件一：
广宁门外石道碑文
周礼，地官小司徒令野修道，遂师巡其道修，秋官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礼，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是知古先圣王经国理民之方，纤悉备具。至于道涂之间，咸所加意焉。京师为四方会归，万国朝宗之地。我国家幅员广大，文轨所同，廓于无外。梯山航海者联镳接轸，络绎而交驰。广宁门其必由之路。门外通逵，轮蹄所践，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既降，潦水停注，则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朕甚悯之。乃命奉宸苑相度修治，自广宁门至小井村，长一千五百丈，皆填洼为高，砌以巨石，其广二丈。凡费户部帑金八万两。工既竣，司役之臣请纪其事。朕宵衣旰食，勤求治理，凡可以济人利物者，惟恐智虑之未周，而施行之不力。念兹国门之外，辐辏之衢，稽于经籍，王*所重，宜以时修治，且期坚固永久，使仕宦商旅，车马往来，胥游于荡平正直之路，朕心慰焉。爰濡笔以纪之。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以是达之天下，庶冀经国理民之方莫不备举云尔。
雍正九年七月朔日立。
附件二：
馆内16通御制碑如下：
1、明景泰四年（）御制新建大隆福寺之碑；
2、明嘉靖三年（）御制大德显灵宫奉安诸神碑；
3、明嘉靖三年（）御制大德显灵宫营建碑；
4、清顺治十四年（）御制杜尔户贝勒碑；
5、清顺治十六年（）御制阿克善诰封碑；
6、清康熙四十年（1）御制孙思克诰封碑；
7、清康熙四十四年（5）御制普济堂碑；
8、清雍正三年（）御制隆福寺碑；
9、清雍正九年（）御制广宁门外石道碑；
10、清雍正十二年（）御制重修拈花寺碑；
11、清乾隆九年（）御制普胜寺重修碑；
12、清乾隆十五年（）御制阅永定河堤因示直隶总督方观承诗碑；
13、清乾隆二十三年（）御制崇元观瞻礼诗碑；
14、清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重修正觉寺碑（东）；
15、清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重修正觉寺碑（西）；
16、清乾隆四十九年（）御制法渊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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