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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队中的家丁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我们常识中，家丁仿佛是将领们的私人部曲，但实际上家丁也接受朝廷的指挥，用现代官方点的话说，就是“接受朝廷与将领的双重领导”。
“家丁”是明代军队中的精锐，待遇优渥，所以战斗力强悍。崇祯三年，吴三桂率领二十余家丁便能从数万后金军队中救出被困的父亲吴襄，可以说，家丁是军队之胆。
“家丁”的出现是随着“卫所制”崩坏，“募兵制”兴起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明代军队中的家丁是何时出现的呢？又是在何时成为明军战斗力的有力保障呢？朝廷对这种“半私兵”是秉承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八卦君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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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时期，在军队主要实行的是卫所制度，以军屯作为军队后勤粮草来源，又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境或者就地形成了“商屯”，保证了边关军队的粮食来源。但是问题来了，封建王朝永远摆脱不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而在明朝不仅仅是大地主兼并自耕农，兼并土地的还有亲王郡王，军事勋贵，以及我们的这些边关将领。各级卫所军官也像大地主豪强一般疯狂的兼并属于军屯的土地，到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边将“广置屯田，私役屯军”，到了景泰时期就是“守城守关军士，多无田地耕种”，到了弘治时期就已经“屯田有名无实”了。
卫所士兵的土地被军官侵占，于是没有活路的就士兵纷纷出逃流亡，成为了流民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卫所士兵因为土地被军官侵占就选择依附于军官，成为了他们的佃仆，而这些佃仆又因为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在军队之中就可能成为了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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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卫所军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军屯土地，私役士兵，同时和商人勾结，买卖商品，通过这一系列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他们私人蓄积家丁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基础。大致在明朝中叶出现了武将私蓄家丁的状况，从明孝宗弘治年间开始，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成为了明朝边关防守的主力，在战场上发挥出了极其巨大的作用。那么家丁来源主要有哪些呢？
我们从上面家丁的起源探讨已经了解到，随着卫所制的败坏，募兵制成为了明朝军队来源的主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卫所士兵沦为了军官的佃仆，成为了家丁的一部分，但是家丁的来源远远不止这么简单。第一个来源当然是军官们从卫所士兵挑选精锐，成为自己的家丁，史称“武将皆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在卫所制败坏过程中，卫所士兵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化为向军事地主豪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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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时期巡抚辽东的官员张鼐说道：
辽东总兵、副总兵、参将、都指挥、千户等官，先年各选骁勇军士随从杀贼，久之遂为家人。其升调官员则有带去军丁，见在世袭子孙有参将以下者、一家有十余姓，一姓有十七八人，又有隐占军丁、从令使嫁者。
可见当时边将蓄养家丁风气之盛，到了万历时期，家丁已经合法化并公开，朝廷允许将领个人私自招募家丁，于是家丁从原本是被将领侵占隐没的卫所士兵变成了公开招募，不少将领从卫所士兵中公开抽调选拔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家丁。辽东的广宁四卫军“亦有选充家丁者，谓之军家丁(《总督四镇奏议》卷五)。”兵部尚书萧大亨甚至直接奏请，以后缺家丁的边将，直接把卫所官军的士兵调去补充“自今以后行令抚都衙门、各省道将，凡缺少家丁，....即于该卫官军内有技勇堪用者遴选充补。”可见家丁的兴起是以破坏卫所和军屯制度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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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卫所中直接抽调士兵补充自己的家丁，更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招募家丁，这也是家丁的主要来源。随着卫所制败坏募兵制兴起，家丁也和普通士兵一样可以招募，到了嘉靖时期各地武将招募家丁已经习以为常，比如俞大猷就曾经为了打击倭寇“募惯熟海战家丁三十余人”，北方也有李成梁“召收四方健儿”数千名。
万历末期为了救援辽东，四方各地抽调的援辽军队也带了很多招募而来的家丁，“各镇将官带去家丁，多系雇募”。除了将领私人以外，朝廷兵部也多次下令招募家丁救援辽东“聚兵则以募壮士家丁议”。
当然了，不仅汉人可以当家丁，夷人也行，不少边将就喜欢招收投降的夷人作为家丁，这也是家丁的一大主要来源，边将在和塞外的夷虏作战时，逐渐就招募了许多骁勇善战的投降的夷人，作为自己的家丁，所谓“各边纳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冲战之用，行之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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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期，边将们纷纷招募降夷作为家丁，“各镇将官多招募降夷以充家丁”，比如登莱守将沈有容，他的手下就有一批降夷，号称“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之士”，满桂、尤世威等人手下“各有夷汉丁甚精”，刘綎甚至还招募倭寇做家丁，称作“降倭夷丁”，蓟镇总督尤继先“收养降夷至八百余人，倚为精锐”；辽东总兵李成梁更是收养了许多降夷为家丁，其中后来有积功至副总兵的李兴、李宁、李平胡等人，原来都是“出自虏中”的降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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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家丁为什么战斗力就是要比一般士兵强悍呢？其中有一点原因我们已经从上面的内容中知道了，那就是家丁大多是主将精挑细选出来的，号称是“膂力骁健，弓马娴熟”，战斗力剽悍的精锐士卒，成为了当时将领克敌制胜的法宝。时人一针见血的指出“今之号称名将者，...不过恃其弓马技艺、蓄养降夷为家丁，勇敢直前耳。”尤其是辽东名将李成梁，依靠他“雄冠诸路”的几千家丁部队，多次击败土蛮，女真，插部等部落的进犯，甚至屡次主动出击直捣黄龙，把敌虏巢穴都给清剿干净，被《明史》称为“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另一名猛将刘綎也依靠自己蓄养多年的“所养多奇材剑客”，在后来镇压杨应龙叛乱的平播之役中“功居首也”。嘉靖年间名将宣府总兵马芳，“勇敢善战，练习夷情，尤善抚养家丁，临戎对敌，斩馘最多，一时边塞倚之,称名将云。”吴三桂也号称拥有“夷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则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明朝中后期家丁作战能力的强悍，并且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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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保持家丁如此高的战斗力，因此明朝将领对于家丁的待遇也是远超一般士兵的，保证家丁待遇远超普通士兵，甚至于到了“过额兵十倍”的地步。在这种基本条件下用各种方式满足家丁的其他欲望，比如大同总兵梁震多次带领家丁出塞劫掠敌营，把所获马匹财物全部分给家丁，史称“尽与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趋力”，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梁震好歹还是抢劫虏寇，刘綎就干脆直接放纵家丁劫掠普通百姓，地方官府都不敢管，所谓“公行剽贼，有司不敢问”。祖大乐的家丁抢劫比贼寇还狠，所以说他“淫掠不下于贼”。孙传庭的家丁的也是“择将选锋，军皆兼饷，兵不过二万，而甲马器械皆一时之选也。”可见这些将领对于自己家丁待遇的重视，甚至为了家丁枉顾法律，吴襄宁可自己吃的差点，也要保住自己的家丁丰衣足食，“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综绮。故臣能得其死力。”李成梁更是对家丁有求必应，要钱给钱，要房给房，要女人给女人，“恣其所好，凡衣服饮食子女等宅呼庐狭邪之类，俱曲以济之，有求必予”，在这样的待遇感召下，家丁无不乐意为主将效死，成了家丁强悍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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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家丁的出现，虽然是对明朝卫所制度和军屯制度的破坏，但他们也成为了明朝中后期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抗击外虏，镇压兵变，扫清流民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类特殊士兵的出现，给明朝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