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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沃米克·沃尔肯（VamikVolkan），是一位传奇的心理学家。他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选择性创伤”与“链接对象与连接现象”的概念，还第一个将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理论，有效地应用到了对种族问题的处理上，多年来致力于以心理学的视角化解种族冲突和修复社会创伤，曾五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今天，我们想与大家分享王浩威老师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带你一起走进沃米克·沃尔肯的世界，了解这位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和平主义者的人生与思想。
躺椅旁的精神分析师与田野上的和平主义者
《殊途：精神分析案例集》（即将出版）推荐序
作者
王浩威
我们要怎样描述这一位作者呢？
在许多访问里，沃米克·沃尔肯（VamikVolkan）这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师、作家和国际和平工作者，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他为何会走出诊疗室而做这一切不可思议的工作，他几乎都是从这个故事说起的。
一
失去挚友
“当我到土耳其安卡拉读医学院的时候，家里是十分贫穷的，在最后的两年，我和一位同样来自塞浦路斯的朋友一起租了个房间。”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望向窗外，让别人看不到其中的情绪：“我家里虽然有姐妹，但没有兄弟，所以艾洛也就成为了我的兄弟。年，我来到了美国，三个月后，我接到父亲的来信，里面有我兄弟的一张照片。
“艾洛在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塞浦路斯。当时，希腊后裔的恐怖份子想要让塞浦路斯回归希腊。艾洛妈妈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好，他们便一起到街上的药局，想要找一些相关的药物。就这样，这些恐怖分子至少重复射击了他七枪！
“他之所以会死，并不是他是艾洛的缘故。他们拿枪扫射他，只是因为他属于另外一个团体。他们因为他的认同而杀了他。”
对于这样痛苦的失落经验，沃尔肯的反应，是将这一切放到内心更深处的角落，以为就这样了。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师，他还是继续自己的专业，没有意识到摯友的死亡，其实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引导着自己的生命，不知不觉走向了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二
纷乱的故乡
沃尔肯于年出生在塞浦路斯岛中间偏北的四千年古城尼科西亚，父母皆是土耳其裔。
塞浦路斯这个岛屿地处地中海偏土耳其南边的位置，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早在年前就已有定居的村落。之后，希腊人先来，陆陆续续又有亚述、埃及和波斯人的征服。一直到西元前58年起，罗马帝国在这里建立塞浦路斯行省，持续年。然而，西方没落了，阿拉伯世界就占领了这个地方。年，塞浦路斯归属拜占庭帝国，但年又被威尼斯共和国吞并。而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领塞浦路斯，年正式割让。
直到年，英国吞并塞浦路斯，并开始对塞浦路斯长达82年的管理。甚至，在年，塞浦路斯像香港一样，成为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为如此，年2月，英国、希腊和土耳其签订《苏黎世－伦敦协定》，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三国签订《联盟条约》。希、土、英三国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
就像二次大战后，英国处理阿拉伯问题一样，总是故意埋下日后将造成分裂或动荡不安的因素。冲突不断地出现，却是越来越严重。年，也就是沃尔肯如兄弟般的好友，艾洛医师，在街上被屠杀的那一年。
年8月16日，国际上为了要解决岛上的种族问题，让这个岛屿宣布独立，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组成希、土两族联合*府。但和平并没有维持太久，三年后，希、土两族因制宪问题发生严重流血冲突。到了年7月，希腊右翼*人*权在塞浦路斯策动*变，这给了土耳其*府一个出兵的理由，所有的冲突更加激化了。塞浦路斯成为国际上公认的火药库。
年2月，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北部自行宣布建立“塞浦路斯民族邦”，年进一步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不获国际社会的承认。联合国开始积极地进入，于是，年4月24日，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全民公决，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费尽心力所提倡的塞浦路斯统一方案完全失败。从此，战争虽然逐渐地减少，但这个岛屿开始了新的分裂。
这一年的5月1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希腊人的区域）单独加入欧盟，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至于土耳其裔的塞浦路斯人，则成立了国际社会到目前为止都不承认的北塞浦路斯，首都就定在尼科西亚这城隔离出来的北半部，也就是沃尔肯的老家。
不过，沃尔肯本人可能不会习惯称这城为尼科西亚（Nicosia），因为这是希腊语的名称。在土耳其裔的塞浦路斯人里，他们自己用土耳其文称这个城市为列夫科西亚（Lefkosia）。也确实如此，在沃尔肯大部分的资料里，出生地都写着列卡科西亚。
三
和平的种子
一个原本应该是乖乖待在治疗室的精神分析师，在临床工作上也的确十分有成就，而且是著作等身的分析师，为什么会成为一位穿梭在国际战场的前线、在大批难民的集中营、在各国*治家或外交官聚会场所出现的精神科医师呢？甚至在年以后，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在专业上，年，这位在土耳其安克拉完成了医学教育的年轻医师，来到了美国以后，进入当时美国的主流精神医学氛围，同时开始接受精神医学与精神分析的训练。后来，他在弗吉尼亚大学这所常春藤学校服务长达39年，同时也在华盛顿精神分析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协助培养新进，在两个地方都是以终身荣誉职退休的。这样的经历在专业上是相当成功的，跟我们阅读到的许多杰出精神科医师或精神分析师的资历是差不多的。
然而，沃米肯不经意地听到了一个消息，也就开始了这些不同寻常的社会参与。
年，埃及总统沙达特访问以色列。他这样的举动为以色列和它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关系一度带来了和平的可能。当他站在以色列的国会（Knesset）公开演讲时，勇敢地大声说出两个国家之间所有的问题至少70%纯粹是“心理障碍”的结果。
这样的说法出现在重要的国际*治家口中，是相当不寻常的。这对长期关心国际事务的许多国际非营利非*府组织，自然是一大鼓舞，更不用说是心理界人士了。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中，有一个精神医学与外交事务委员会，他们觉得，多年以来世界各地越来越严重的种族冲突，现在忽然似乎增加了不少希望。当时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是沃尔肯。他和其他许多人提出积极的建议，希望来进一步思考这样的“心理障碍”究竟是怎么回事，想要理解究竟是怎么样的*治、历史和心理因素，为什么既可以对大团体的集体心理产生强烈影响，甚至也会对个人的个体心理产生同样的影响？
这样的计划不只是文字上的思索，他们也透过实际的参与来进一步思考，包括在难民营的团体里、在族群冲突的社区里、乃至于到了治疗室还是如此。许多原本极端对立的处境，敌对的双方就算是没办法立刻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至少也都用语言文字取代了过去随时就拿上手的武器。
在《奉认同之名的杀戮》（KillingintheNameofIdentity）一书当中，沃尔肯描述了许多他所参与的对话。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的非官方对话，让他很快便明白，人性在极端的压力之下，心智上会很快地采取了“我们以及对立的他们”（us-against-them）这样的模式，彼此之间过去邻居一般的熟悉也就不再存在，彼此之间很快地就进入了无情的杀戮。幸运的是，他也从实际的参与发现到确实的证据：只要有真诚而开放的对话，这样迅速对立的发展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变。
沃尔肯在一篇访问里表示，这些发现让他开始有了“保持戒慎的乐观”，他因此决定进行长期的研究。年，在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的支持下，他在自己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成立了“心理与人类交互研究中心”（CenterfortheStudyofMindandHumanInteraction，CSMHI）。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专业可以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参加的人不只是精神科医师与精神分析师这一类的临床工作者，也包括了退休的外交官、历史学家、*治学学者、环境*策专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将不断增长的理论知识，以及以现场验证所获得的知识，运用到了各种各样的议题之中，比如：种族对立、种族主义、大型群体认同、恐怖主义、社会性创伤、移民、哀伤、代际传递、领导与下属关系、以及国家和国际冲突的其他方面等。
四
成就：爱沙尼亚的故事
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之下，知道如何在长久对立的地区敌人之间，建立起对话的氛围。沃尔肯自己认为，这样的探索和实验达到的最大成就，便是在苏联及东欧传统集团瓦解的过程之中所体现出来的。
年12月，当苏联解体的时候，沃尔肯和他的团队在静悄悄之中很快地开始了这样的对话氛围。*权的决堤必然带来过去关系的改变，过去的统治者很可能就变成了被统治者所对立的群体。沃尔肯表示：“我们知道，帝国的瓦解，不管你喜不喜欢，终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巴尔的摩的这几个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和爱沙尼亚）立刻?入了一团混乱，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立刻召集着一群高强度的人与他们对话，我们因此才选择参与了爱沙尼亚作为工作的对象。”
当沃尔肯和他的团队第一次站在当地的俄罗斯人与爱沙尼亚人之间时，彼此之间的恨意和互不信任，可以说是像电击般的叫人惊悚。在当时，武力设备比较弱的爱沙尼亚人，同时也要处理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那个时候是没办法跟当地的俄罗斯人竞争的。
沃尔肯回忆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代表们与爱沙尼亚代表们之间的愤怒，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站在团体里，有两个爱沙尼亚人忽然陷入了愤怒的狂暴里，但却无法说出任何的话，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如此的恐惧。”
过了两年后，他们又回到原地，一切不同了。“在聚会的时候，爱沙尼亚代表们是这么愤怒地冲上来，对着俄罗斯人直接狂骂尖叫。一位外交官出生的朋友走过来，说：‘天呀，这太可怕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我们团队里的心理工作人员却是兴奋的，因为他们终于把情绪打开了，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第二天，我们回到会议室，却发现在前一天的工作以后，一个人都没有出现，我们不禁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我问大家去哪里了，我才知道他们回到爱沙尼亚国会上继续开会去了，刚刚已经完成了六项的协议。”
愤怒是正常的。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是对话可以展开的基础。在长久的压抑之下，唯有这样的愤怒得到了真正的抒解，才有真正地将所有的话，完完整整地说出来的可能。在这同时，沃尔肯和他的团队也给适当的示范，让他们开始出现共同存在的格局，知道不同的生活模式是可以并存的。爱沙尼亚也果真在这几十年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再也没有任何的血腥杀戮了。
五
建立“国际对话倡议组织”
CSMHI的成就是令人赞叹的，年，苏维埃智库（SovietDuma）甚至还跟他们签约一项计划，有关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研究。到今天，这单位仍然持续着这样的精神，继续工作，即便沃尔肯于年从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已经不再担任这里的负责人。
沃尔肯本身也从来没有闲下来。他之前被美国总统卡特任命为直接向他报告的“国际协调网络”（InternationalNegotiationNetwork，INN，-）成员之一，也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恐怖与恐怖主义工作小组”（WorkingGrouponTerrorandTerrorism）成员之一。他同时也一度担任世界卫生组织阿尔巴尼亚与马其顿计划的顾问。年南非图图主教庆祝10周年和平的时候，他也受邀在开普敦做大会演讲。因为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将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理论，有效地应用到了当今社会最不知所措的种族问题，包括大族群之间的仇恨，这样的任务接踵而来，也同时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在内的各种荣誉。
然而，他还想要做更多的努力。
年，他创办了“国际对话倡议组织”（InternationalDialogueInitiative，IDI），想要在原来的理想上，做更深入的工作。
在这个组织的网页，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们是谁？IDI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国际的、不同专业领域的团体，包括了精神分析师、学术工作者、外交官、以及其他的专业人士，从心理学资讯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社会上的冲突。
“我们要做什么？在21世纪，了解“大他者”（Other）如何用各种方式存在，可能是在民主和国际关系的领域当中最主要的困难。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反射性的敌对态度（这一切的缘由往往在过去中早已消失，但是相关的情绪和象征存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十分活跃），往往造成当今社群之间与国族之间的冲突。站在双方实际的利益上所进行的理性方法，经常被另一方的非理性观点所挫败，所有的讨论也就存在着变得十分容易混乱或极端化的危险。从一开始就有着紧张的工作关系，于是便受到了更多的破坏。以心理学资讯进行对话（Psychologically-informeddialogue）的目的，是要在这样沟通与关系的重重障碍中，试图打开一个反思的空间。这一切的目标是在于了解这些障碍（通常和创伤有关）的情感和历史背景又是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一再被感受和体验。这样强力密集的心理学习，可以帮助参与者克服对对话的阻抗，进而促进团体之间的问题找到和平解决之道的速度。”
“国际对话倡议”并不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但参加的二十位核心人物都是相当有临床能力的。目前担任这个组织的副会长、也来过中国武汉教学和培训的罗比·弗莱德曼博士（RobiFriedman）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以色列海法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曾任国际团体分析学会主席，是以色列团体分析的共同创始人，也是目前的主席，也是以色列团体治疗协会的前任主席。
六
理论发展：处理哀悼
因为在临床上面有这样实践的需要，也就促成了沃尔肯在理论上发展出另外一片天。
他研究的焦点是将精神分析的思想，应用到不同的国家与文化之间、个人与社会哀悼、创伤的代际传递、以及原始心智状态的治疗方式。
他发展出一套非官方的外交模式和理论，也就是“树模型”（TreeModel），对常年无法结束哀悼的人，提出他们内心现实的“连接性客体”（LinkingObjects）和“连接性现象”（LinkingPhenomena），并且观察这些社会的“选择性创伤”（ChosenTraumas）和“选择性荣耀”（ChosenGlories），将心智功能保持未开发的这些人他们内在的“婴儿期精神病性自体”（InfantilePsychoticSelf）的演化加以建构出相关的理论。
所谓的“连接性客体”，这种对实质认同的客体，可能是真实的物体、或者是行动、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将哀悼者连接到（经常也是产生聚合的机会）真正失去他们的那一刻。
毕布林（EdwardBibring，-）是奥地利出生的精神分析师，从年起就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和弗洛伊德的关系相当近。年，他随着纳粹的崛起而移民美国，却陷入了书写上的障碍。为了治疗自己这个问题，他在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弭除反应”（abreaction）这个机置的重要性。他将它称为“情感的再世”（emotionalreliving）。（弭除反应是情绪的卸载，透过这种卸载，主体摆脱附着在创伤事件记忆之上的情感，以便使记忆不成为或不停留在病原状态。弗洛伊德在《论歇斯底里现象之精神机制》阐述关于歇斯底里症状发生的理论中，提出了弭除反应的描述。）
沃尔肯在毕布林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再次哀伤治疗法”（re-grieftherapy），希望能够解决这些人内心迟迟无法改善、已经是病理性的哀悼。他的方法是带领着他们回到“重新回顾死者当时的处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当事人对这个信息的反应又是如何，还有看到尸体的反应，参加葬礼时的一切事件等等这一切。
对沃尔肯而言，对哀悼的这一切处理是重要的工作。在他的“树模型”当中，他进一步描述透过对话所改善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为何是可以维持下去，并且应用到真实的世界里。“根”指的是由诊断阶段所构成的树，“树干”是心理-*治对话的促进历程，“树枝”这是对话阶段发展出来的各种独立机购和组织，资源或资金当然就是“水”。他强调，“这个‘树模型’的特性就是运用了包括精神分析师、精神科医师、（前任）外交官、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与行为科学家，这种多领域合作的处境对话团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上网搜寻这一篇文章。
七
走出诊疗室的精神分析师们
在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当中，许多人也不顾弗洛伊德的意愿，离开了作为精神分析操作中的界限——最基本的诊疗室，而走向了社会。
阿德勒是第一个离开诊疗室的，他跨进了社会，认为外界环境的影响并不比内在心理来得少，有时甚至还更重要。荣格也算走出了诊疗室，他走出诊疗室的界限，希望走向比现实世界还要更广阔的领域。
然而，如果说19世纪最后一个重要发明是精神分析；20世纪一开始第一个翻转人类历史的影响，可能就是社会意识与社会主义普遍的崛起。连远在亚洲的中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先生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推翻了传统封建社会的大清王朝。
精神分析的阵营也不例外。
阿德勒一开始就不断地强调：为何要为贫穷人做治疗？对他来说，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巧的确立，一个礼拜五次，每次45分钟的结构慢慢变成了固定的制度，也就代表着精神分析是只能属于有钱阶级的玩意了。
这样的反省，不断地在弗洛伊德子弟当中，一再地出现。只是，透过开除阿德勒与荣格而强调他的精神分析帝国是不容许挑战的情形，许多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社会参与。
赖希（WilhelmReich,-）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希区曼（EduardHitschmann）是弗洛伊德相当亲近的追随者，星期三俱乐部重要的成员之一，他虽然不是那么有名，却在年负责成立维也纳弗洛伊德门诊中心（ViennaAmbulatorium）。那一年，赖希从医学院毕业，立刻获得赏识，成为了他的副主任。弗洛伊德也相当欣赏这个小他32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就为他列出研究性学习应该阅读的书单。赖希很快成为第二代分析师之中受人瞩目的一位。弗洛伊德不只将赖希包括进每月一次在他家里聚会的亲密友人核心圈子之内，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还根据这一个弗洛伊德小组关于如何把精神分析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写成发表了《幻想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二书，其中又有相当的部分吸收了赖希的观点。
年，赖希加入奥地利共产*，开始以精神分析学家和共产*员的双重身份从事活动。他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透过实践将*治革命、社会革命与心理治疗、性革命加以结合起来，开始提出性*治咨询（Sex-Polcounselling）的理论。他和另外4个激进的精神分析学家和3个产科医生一起，成立了社会主义性卫生和性学研究学会，竭力把社会主义*治和精神分析疗法融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大量金钱在维也纳工人住宅区建立了6个指导性卫生的诊所。这种相当廉价的性卫生诊所服务，进行着精神分析的工作，希望能使群众了解在当时人人乐观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性改革必然伴随而来、也应该伴随而来。据赖希说，当时有数千名听众拥挤着去听他讲课和接受性问题上的忠告。
当然，年轻的赖希这样的实验和尝试，很快就引起精神分析学会和奥地利共产*两方面的紧张，很快地被两个组织前后开除了。
心理剧的创办人莫雷诺（JacobLevyMoreno,-）则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时候开始注意到弗洛伊德的理论，于是去听弗洛伊德的演讲。他也很快开始怀疑弗洛伊德与社会的关系。
他在自己的回忆叙述里表示，年，还很年轻的他“去听弗洛伊德讲的其中一堂课。当时他分析了一个关于心电感应的梦。当学生鱼贯排列准备离开的时候，弗洛伊德对着人群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当时听完演讲的）反应是：‘亲爱的弗洛伊德医生，我将从你离开而留下来的地方开始。你在你办公室人造的空间里接见病人，我将在街上、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的自然环境里，去见他们。你分析他们的梦。我要给他们再度做梦的勇气。你将梦加以分析却也拆解了梦。我要让他们将所有的冲突角色表现出来付诸行动，帮助他们把每个部分重新再放在一起。’”
莫雷诺的心理剧于是在维也纳的贫民窟开始展开，在那里的红灯户，让妓女们一起将自己的内在世界演出来，看到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八
从治疗室到田野
赖希和莫雷诺是两种不同的方式，都是企图要将心理治疗和社会结合起来。赖希的性*治治疗现在看起来有点荒谬，但引发了后来的性革命与性解放，直到今天还是从意识型态切入的社会参与中最重要的思想泉源。同样的，莫雷诺的心理剧进一步延伸成社会剧，在许多不平等社区、甚至国家，开启了颠覆的力量，特别是在八〇年代的拉丁美洲；受到他启发的波瓦（AugustoBoal,-），所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在现今世界许多不为人知的各种角落还是继续活跃着。
像这样的尝试，在心理治疗的历史上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荣格派也好，弗洛伊德派也好，反弗洛伊德派也好，一直都有不同的人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在沃尔肯这里，我们又看到新的可能了。
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师，沃尔肯是从华盛顿精神分析学会这样严谨奉守弗洛依德教诲的圣殿所慢慢精工雕琢出来的。在这里，一连串的训练过程虽然是理论延伸出来的，但在实际的操作现场其实也可以说这一切过程与传统宗教的仪式没有太多差别了。人们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一切规矩往往内化到无意识的最深层，成为他永远没有机会去怀疑、去改变的仿若本质了。而沃尔肯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
但沃尔肯却是挣脱了诊疗室，这个连赖希都没有想过的理所当然的存在，他开始将精神分析（不只是理论，更多是操作）放到了田野。他也许是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的灵感，或是从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得到的领悟，总之，他从治疗室走到了田野，从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分析，到一群人对更大的一个团体进行的治疗工作。在这个巨大差异的过程中，沃尔肯的精神分析理念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断裂，对他来说，这样的改变绝对不是背离，更不是对立，而是精神分析更广阔的延伸。
他能够这样创造出新的精神分析工作，其实也反映出精神分析这一学科本身理论发展的成熟。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在经历了这一世纪的努力以后，越来越有能力自在了。虽然在精神分析的追随者和训练机构中，许多还是坚持着僵硬的官僚制度，充满恐惧地死守着某一流派的理论要求；但是，比起过去连弗洛依德自己都不允许任何对他本人的挑战那一个时代，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足够的成熟，而因此可以走出诊疗室，自在的面对眼前这个外部世界所呈现的多样现实。
于是，在面对广大的社会时，特别是面对那些人们，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机会走进诊疗室，也因此是过去精神分析几乎没触及过的状态，精神分析现在越来越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了。
沃尔肯所作的工作，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中，正是有着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这也是为何沃尔受到精神分析界如此普遍的肯定，包括这领域许多的重要成就奨项：内维特·桑福德奖、埃利斯·M·希曼奖、L·布莱斯·鲍耶奖、玛格丽特·马勒文学奖、汉斯·H·斯特鲁普奖、美国精神分析师协会杰出成员奖（）以及玛丽·S·西格妮奖等等。
九
回到书房：写故事的沃尔肯
沃尔肯从诊疗室走向田野、走向社会，但他也经常又回到诊疗室躺椅旁边的座椅，也回到书房里的桌面上。
在书房里，他一方面写着田野的临床经验所激发的理论思考，一方面则是写着精神分析的故事，包括诊疗室里和田野上的故事。
他是一位一流的心理故事写作者，所有治疗室里躺椅上的人物都变得活灵活现。然而，他写的是精神分析故事，是引导读者看到生活里面的喜怒哀乐以后，开始慢慢穿越，进入到这个人整个成长过程，甚至进入到黑暗的无意识世界。这一点是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欧文·亚隆，这位最成功的心理小说家，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心理治疗故事叙述者的书写。
亚隆是一流的说故事的人，知道等待故事的听众们需要怎样的起伏情节和适量的感动。沃尔肯则是一位临床的叙述者，或者说是为了教学、为了让人们了解什么是无意识和什么是深度心理，而开始说故事的人。
在他的小说里，包括客体关系理论在内的精神分析抽象语言，重新又还原成临床发生的现象，一切的理论都十分具体了。透过他的书写，我们因此可以从精神分析的深度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一个人远远看起来是很平常的生活表现，偶尔一闪而过的特殊行为或是刚好贴近才能拥有的特殊感受，而沃尔肯引领我们走到心灵的最深处，了解这一切是如何被他过去的童年慢慢形塑出来。同样的，在他的笔下，我们了解到精神分析漫长的治疗为何是必要的，而疗愈又是怎么样发生的。
沃尔肯这一类既是小说又是案例的作品，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关于他走到田野的故事，我们因此可以看作人类集体的最深层痛苦是如何因为彼此的伤害而产生的，而他和他的团队又如何将运用客体关系理论，处理这样的大团体（国族、民族、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一种则是他在治疗室里面的故事，关于那些拥有原始心智状态的严重人格违常。
《殊途：精神分析案例集》这本年的新书是属于后者，他透过四个案例故事叙述了四个源自童年成长，在客体关系的发展上开始出现问题，而成为之后人格有所障碍的案例。
这本书是相当热腾腾的，美国到现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都还没有正式出版。这些年来，随着精神分析在国内的发展越来越活跃，欧美许多一流的心理治疗师或精神分析师，几乎都有各自的中国关系。同样的，许多国内的治疗师或分析师，也跟他们有各自的关系。这本书可以这么快地有中文版出版，我自己也感到十分好奇。询问了翻译这本书的心理治疗师成颢，他表示：“沃尔肯在美国出版过很多书，我在其中一本书里面看到过南方美人的简短案例，所以就问他，关于这个案例的事情。他说自己正好在写一本案例集，就建议我翻译这本案例集了。当时，这本案例集还没有写完，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沃尔肯才写完这本书的。这本书在美国，目前还没有出版，但是，版权属于PitchstonePublishing。”
这本书的话，文笔相当地流畅而传神，所有的专业部分更是栩栩如生地掌握得十分到位。这是沃尔肯这类案例书的第四本，前面三本包括：《如果你让玫瑰穿过了蒲公英，今获得什么？》（WhatDoYouGetWhenYouCrossaDandelionwithaRose，Volkan，)、《寻找完美的人：完整精神分析的一个故事》（TheSearchforthePerfectWoman：TheStoryofaCompletePsychoanalysis，VolkanFowler，)、《欲杀妻者》（Would-BeWifeKiller，Volkan，Routledge，)。
精神分析，或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很多人都是琅琅上口的。但是，真正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比方说，所谓无意识，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每天吃饭、走路、睡觉、呼吸当中，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这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十分遥远的。知道精神分析，却不知道真正感受到的感觉会是什么，这是许多人真正的处境。从真实的案例着手，像看小说一样的愉悦，慢慢地了解了精神分析的深度，慢慢地觉得所谓的无意识，原来是那么具体，也因此是如此的遥远，这时，弗洛伊德所讨论的这一切东西，才会真正地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效果。
这本书，对学习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人来说，是一本很好的案例示范；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精神分析或深度心理治疗，那么，这将是走进自己相处这么久、却从来不知道它存在的无意识的最简单的方法。
——王浩威
台湾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执行长
IAAP台湾荣格发展小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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