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时期，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要说明，在洪武时期，明廷的交往对象为高丽政权。建文二年以后，李成桂建立朝鲜王国，继续发展高丽时期与明朝建立的宗藩关系。洪武至永乐时期，中朝贡赐、使臣、民间三种贸易形态基本确立。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官、私界限分明，使臣贸易则兼有两种属性。辽东社会秩序变迁与中朝关系演变息息相关，辽东地区几乎全程参与中朝贸易交流。
贡赐贸易
明朝延续着“中华帝国”礼治外交传统，在前代朝贡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形成“封建专制统治顶峰”阶段的朝贡制度。明朝与朝鲜的“属国朝贡”制度包含了和平与保守两大明朝外交基调。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怀柔远人”与经济上的“厚往薄来”。
在严厉的海禁政策和严密的关卡稽查下，朝贡成为贸易唯一合法途径。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属于“典型的朝贡关系”，进一步分析后可称为“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其基本经济表现均为贡献和回赐，简称为贡赐贸易。
构成贡赐贸易的核心要素有：朝贡相关的仪制流程与物品交换。前者一般包括贡期、贡道、表文、勘合，但凡参与其中的人员与区域皆为贡赐贸易必要组成部分。因朝贡类型、目的等存在区别，贡物与回赐等物资品类和数量亦有多重变化。有明一代，特别是明廷定都北京以后，辽东地区是贡赐贸易过程中的重要一段，即贡期、贡道、勘合等皆与辽东紧密相关。
洪武时期，朝鲜半岛政权遣使携带贡物赴明朝贡平均每年两次；永乐时期，每年四次，符合每岁正朝（正旦）、冬至、圣节、千秋四次常规出使。明代初期与末期，朝鲜赴明贡路因国家政局及辽东社会秩序震荡而发生较大变化。较长时期内，朝鲜使臣行使路线为鸭绿江——辽东城（今辽阳）——辽西广宁（今锦州）——山海关——北京。
洪武四年，朝鲜与明之间贡使往来海上路线为：朝鲜开城礼成江港口——黑水大洋——黄水大洋——长江南岸太仓港。
洪武二十年以前，辽东局势未稳，高丽使臣赴明仍沿海路。当中朝宗藩关系融洽时，高丽使臣为了安全选择了朝鲜半岛西海岸——旅顺口——辽东海岸——登州的路线。但是洪武五年，洪武十二年，洪武十三年等行次经辽东转登州再行陆路或海路外，余者皆遵从朱元璋“从海道来”的谕令。
洪武二十五年李氏朝鲜建立后，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较高丽末期虽有所缓和，但朱元璋对李氏政权仍存疑虑，朝鲜使臣基本沿辽东海岸——登州入海而行。但在明廷特许前提下，高丽或朝鲜使臣可途径辽东，如洪武十九年的郑梦周、建文年间的李詹。
李氏朝鲜建立前应有陆路行使经历，否则辽东不会出现洪武六年使臣先入辽东，后得知拒绝通行的结果。鸭绿江以西至辽东甜水站之间，若无军护送，盗贼、虎狼皆可侵害使团成员的生命安全。一旦朝鲜获许入境，辽东边将、官吏皆勤供食宿，出军护送。
永乐以后，朝鲜使臣基本沿陆路赴京。朝鲜使臣渡鸭绿江以后途径东八站、辽河套、辽西走廊三个区域，入山海关一路赴京。明中期以前，东八站一带并未得到充分开发，渡鸭绿江后有土城，开州站（凤凰城）、松站（松店、雪里站）、龙凤站（通远堡）、连山关（连山关镇）一带人烟尽断，山峦叠嶂，草木丛茂。使团多在此露宿荒野。
连山关为辽东通往东八站的重要关卡，房舍甚为简陋。而后过甜水站、辽东城、鞍山驿、海州、牛庄驿，城池渐兴。沙岭驿、高平、盘山、广宁城、十三山驿、曹家庄等辽西走廊一带，广宁城堞新筑，各驿递之间道路相通。
辽东地区为朝鲜赴明朝贡的必经之处，使团成员途径驿传皆需凭符验来表明身份和入境的合法性。辽东都司及总兵根据凭勘合印信，选派沿途护送军队、交通车辆、伴送官员，提供食宿等物资。辽东官员深入管理中朝贸易时期为明成祖即位之后。
中朝之间贡物与赏赐物品不可用钱财衡量，皆为表达君臣之间的尊崇与礼遇。具体数量可根据当时宗藩交往状况进行加减。
洪武初期，朱元璋以贡路艰难为由，令高丽三年一贡。每次来三五名使臣，携带寻常贡物，不必过厚，表其诚敬即可。洪武中期前后，朱元璋因高丽两端外交，事大不诚，遂通过增加贡物品类与数量的方式对其进行考验。合格标准为高丽或朝鲜王廷在限期内承办高价、超额的朝贡物品。
洪武八年（）至洪武二十五年（）间，高丽向明朝进贡（包括互市）马二万余匹、黄金五百斤、白银五万两、各色苎布约五万匹。明朝回赐钞四百余锭、文绮九千余匹、布五万匹。永乐时期，朝鲜贡物中的金银项目大为减少，高丽时期恢复到每年献一百五十两黄金、文中列举的高丽或朝鲜资料统计数字少于明朝实录所载。
此时出于朱元璋对高丽施行严厉的外交考验，明廷不可能多载，遂取明朝资料统计数字。七百两白银。
永乐元年，朱棣为嘉奖朝鲜的拥戴之功特赐国王、王父、王妃等高配冠服、各色奇珍异宝、大量经史典籍。明成祖朱棣确立统治之后，在贡物上显示了其君王之威。
永乐十八年，朝鲜本欲呈请“乞免金银”，但因“表笺风波”被迫搁浅。此后，朝鲜君臣反复斟酌奏表亦未达成目标。明廷数次向朝鲜征索处女与火者（阉人）。以上两个事项皆为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磨合期的必然表现。
双方均在威压与婉拒方面有所试探，为明宣宗以后宗藩体系的完善打下了基础。朝鲜太宗李芳远因婉拒朱棣欲与王室通婚要求，遂不得不同意征索“处女”的要求。“处女”与“火者”这两项“别贡”给宗藩关系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和买贸易
“和买”在中国历史中多指由政府参与的贸易活动。其突出特点为买方的主动性和卖方的被迫性。宋代之后通指官府向民间购买生活物资供军队使用。金元时期，政府和买的物资品类更多，地域更广。明政府初建，国家百废待兴，除非涉及水银、茶芽等特殊物品，且不影响民生的前提下进行和买贸易。
明初，为了应对战争及恢复生产的需求，明朝向朝鲜半岛政权购买了大量马匹与牛只。中朝之间的“和买”贸易仍然具有强制性，即在宗藩体系下明朝主动发出贸易需求，高丽或朝鲜被迫作出应答。同时，明代中朝间的“和买”贸易较前代在公平性上有了极大提升。马匹为中朝和买贸易主要物品之一。
朝鲜半岛的耽罗（今济州岛）地区为著名的牧马之地。朱元璋曾以谕令的方式要求高丽贡献二千匹马。因为高丽曾为元朝牧养马匹，明代仍传有三万余匹留在耽罗，故明廷认为其应继承元朝的遗留物资。随着高丽再次倒向北元，明朝并未收到大额贡马。洪武十九年，明廷为武力征讨纳哈出集团，向高丽提出贸马要求。高丽自然不愿接受大规模物资输出式的贸易活动，但迫于压力筹集了约三千匹马交与延安侯唐胜宗。辽东地区作为和买贸易的交割地区和物资使用方，积极配合买卖的各项需求。
此次，朝鲜曾派遣礼曹参判河演与光禄少卿韩确赴明“乞免金银”，但因“进纸奏不填”，朱棣震怒，故河演等人遂不敢将事先准备好的奏本进呈。世纪初，中朝之间的和买政策使朝鲜政府在经济上得到合理补偿，“马匹征集也有了相对充裕的资金保证，从而使明太祖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两次顺利从朝鲜得到大批战马。”
前往高丽执行具体贸易任务的官员为故元降臣高家奴（原任辽阳行省同知，现任辽东指挥佥事）。此次马匹交易均价为：大绵布八匹、缎子二匹。朱元璋强调一定要甄别马匹质量，“驽弱不堪者，量减其值”。
随后，明廷又以二千六百七十匹文绮，三万一百八十六匹布购得五千匹马。高丽分三次押送辽东。洪武二十四年，明廷再订购一万匹马。李成桂控制的朝鲜政权制定了更加灵活的贸易流程：富家子弟预付马匹至辽东，而后到京关领取马价。
其明显将马匹筹措、运输、倒损的压力转嫁到民间。此次交易跨时三年，万余匹马价为“各色苎丝绵布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匹，苎丝九千八百八十匹，绵布九千八百八十匹”。洪武二十七年至洪武二十九年，朝鲜王廷又交付五千五百匹马，但因暗诱女真、表笺不敬等政治摩擦半途中断。明廷未提支付马价，朝鲜亦未敢讨要。
建文时期，明朝仍向朝鲜预购一万匹马，用于辽东布防及应对燕王的军事威胁。明廷先将马价银送抵朝鲜，朝鲜再分批运抵辽东交割马匹。永乐元年，朝鲜将杂色马二千一百四十一匹运至辽东，以偿建文时期的贸马缺额。
结语
总的来说，永乐时期，明朝南北边疆皆有军事行动，战马亦是急缺。其间，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总体平稳，马匹和买贸易呈常态化的发展趋势。朝鲜市换马匹多分给辽东戍边军士。永乐时期朝鲜配合度高、规模大、价格适中。可见，中朝之间的马匹和买贸易规模与成交量与明朝宗藩关系紧密相关。同时，国家力量的强弱亦给和买贸易的带来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