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小说戏文里，包拯断案如神、执法如山，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包青天”。但在古代官场，“青天大老爷”实属凤毛麟角，“葫芦僧判葫芦案”才是官场常态。晚清官员杜凤治在广东为官十几年，留下多万字的日记，其中就有大量“判葫芦案”的记载，堪称一部纪实版的“官场现形记”。
8月14日，第十八场“岭南文化新讲”在广州楠枫书院举行，《杜凤治日记》点校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以“《杜凤治日记》里的办案故事”为题，分享自己对日记中办案记录的研究成果。该书的责任编辑张贤明也来到现场，与邱捷教授展开对谈。
“《杜凤治日记》里的办案故事”分享会现场，座无虚席。
据介绍，《杜凤治日记》点校本年出版以来，受到各界一致好评，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两年时间里已两次重印，显示了这部书的巨大价值。
《杜凤治日记》点校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年出版。
违法判案成为官场常态
邱捷教授指出，在清代，州县官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相当于县长、全部县局长、县法院院长兼唯一法官、主任法医等职务一肩挑。州县官有权审结“自理”案件（即民事案件和轻微刑案），稍为重大的案件只有初审的权责，需拟定“看语”后上报上级定夺。
清代州县官办案时限有严格规定，寻常命案限一个月，自理案件限20日，超过期限就要受处分甚至免职。这种规定完全脱离实际，在今天都不容易，何况古代。既然人人都做不到，那自然就无人在意法律了。因此，当时州县官办案时最常见的应对办法就是“借盗销案”，让某案的案犯承担其他多个案件的罪责，或者瞒报少报，重案轻报等。
清朝对司法文书的要求非常苛刻，州县上报的司法文书，往往被上级百般挑剔。同治七年，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挑剔杜凤治上报文书中没有分清“抢”和“劫”，借此敲诈了杜凤治很多银两。
但州县官看似受到很多法律约束，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常违法办案。在杜凤治的日记里，几乎没有一个案子是依法办的。
比如罚金。清朝法律没有规定罚金，但杜凤治对罚金情有独钟，对于没有后台的土财主，一开口就是罚一千两几百两，无须任何法律依据。清朝州县财政公私不分，这些罚金很多都进了州县官自己的口袋。
又如刑讯。清律允许刑讯，但对刑具的种类、形状、重量以及刑讯对象都有严格规定。杜凤治经常违法进行刑讯逼供，不仅对疑犯，也对证人、知情人等。他曾用酷刑打死3个盗匪疑犯，最后伪造口供，上报病死了事。
再如拘禁。清律当中徒刑最高是3年，但杜凤治关人完全没有谱。他曾把一个疑犯关了14年，一人被控偷牛关了7年。证人乃至苦主也逃不掉，有个证人被关了10年，有个受害人家属被关押数月，最后只说是忘记放了。一关一放，都是牟利的机会。
还有死刑。清律规定，州县官并无判处死刑的权力，必须层层上报，当时全广东每年按正常程序判死刑的案犯不超过几十人。但据杜凤治记载，仅广州一地，他每年监斩的疑犯就数以千计。这种绕过法律程序的做法在晚清非常普遍，各级官员皆是如此。原来层层上报案件时，每一级都要“吃拿卡要”，层层打点下来，一个死刑案要费银几百两。对地方官而言，绕开法律“就地处决”才省钱省力。
邱捷教授以《杜凤治日记》里的真实案例说明，违法判案成为晚清官场常态。
杜凤治虽谋私利，但人性未泯
杜凤治是浙江山阴人，举人出身，年至年在广东任职，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知县及罗定州知州。他头脑很聪明，忠于朝廷、信奉纲常伦理，天生是当官的料。清朝的制度设计导致“无官不贪”，杜凤治也不例外，在粤期间赚了四五万两白银，按金价估算约值今天万元。在邱捷教授看来，杜凤治不可能真正爱民，但他也有人性的一面，对穷苦人有一定的同情。在晚清，杜凤治可算是一个正常的、有代表性的地方官员。“杜凤治的道德不算坏，但又经常不顾事实、违法办案。这其中除了客观条件，杜凤治的主观因素也值得
